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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孙伯翔先生书法艺术的书史和当代意义

作者 王炳学

2024年4月16日，孙伯翔先生驾鹤西行，走完了他91岁高龄的笔墨人生。被称为碑学巨擘、书法大家、魏碑集大成者的孙伯翔先生，在全国书坛的高度和地位罕有其匹。笔者很早就关注孙伯翔先生，为什么孙伯翔先生能够以一手魏碑独步当代书坛？孙伯翔先生毕其一生，着力碑学一脉，积极探索与实践，于当代书法艺术发展乃至书法史的发展意义又在哪里？个人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与研究。

一、书史贡献：对清中叶以来碑学的赓续与拓延

清中叶以来，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大量碑刻资料的发掘，促进了碑学的中兴。邓石如首先发力，阮元、包世臣理论跟进，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伊秉绶、陈洪绶，及其后的何绍基、赵之谦等一大批碑学大家。晚清直至民国，又有沈曾植、康有为、于右任等一批书家鼎力加持。之后，碑学略有沉寂，至改革开放初期，传统文化的回归催生了书法热。随着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地方书协等书法组织的建立，各种书法展赛如雨后春笋，开启了当代中国书法持续40余年的兴盛与发展。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碑学再度引起书法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

而开启当代魏碑发展的标志，就是孙伯翔先生1982年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上的《文天祥正气歌》四条屏。此作一出，引起全国书坛震惊，自此，魏碑受到越来越多的书家的青睐和关注，孙伯翔先生成为40余年当代碑学发展的拓荒者。一时间，很多书家转向魏碑的研究与学习，从摩崖、造像，到对各种新出土小墓志的深耕细作。40余年时间，孙伯翔先生以碑学为圭臬，破解魏碑笔法，开孙氏魏碑书风。从早年的追求霸悍雄强，到晚年的无上清凉，一路走来，他以自己的聪慧、睿智和艺术造诣，不断刷新着当代书坛对魏碑的认知，引领并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碑学的发展，独步当代，卓然于世，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特别是碑学发展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关于孙伯翔先生魏碑书法的当代影响，我们不妨罗列几个关键节点：

1982年，孙伯翔先生碑书四条屏《文天祥正气歌》，获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一等奖，引起巨大反响；

1995年，《孙伯翔书法集》正式出版，引起广泛关注，为推动当代碑学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1998年，“孙伯翔与北魏书风——孙伯翔书法创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2005年，“孙伯翔书法展”暨《孙伯翔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2010年，《孙伯翔书画作品集》出版，“孙伯翔书法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2018年，“老圃陈秋——孙伯翔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每一次活动都引起巨大轰动，每一次大型展事和活动，都是当代书法人在孙伯翔先生引领下对魏碑书体的一次全新认识。当代书法发展呈现鼎盛与繁荣之势，而独立潮头，能够以自己的书学实践与创造引领一种书体一路高歌、持续发展，能够影响和推动中国书法数十年发展，孙伯翔先生无愧于魏碑巨擘的称号。他对碑学的赓续与拓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中国书法发展史做出了巨大贡献。赓续与拓延，清中叶碑学大兴，近300年来，以孙伯翔先生为纛旗，形成了碑学又一艺术高峰。

孙伯翔 《题所画梅竹幽兰水仙赠鹤皋》其三 69cm×48cm 2023年

孙伯翔 《山中问答》67cm×48cm 2023年

二、当代意义：对书法艺术积极的探索与创新精神以及引领作用

孙伯翔先生2010年写过一幅《王国维先生三境界》，王国维先生引用三阙词的名句，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而纵观孙伯翔先生的学书历程，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王国维三境界的经典的阐释。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孙伯翔先生学书初始经历艰难。8岁开始学书，把自己喜爱的书法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由于家庭成分高，郁闷、苦恼、迷茫应该伴随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长期的压抑、苦闷只能去对自己喜爱的笔墨纸砚诉说，斗室、小桌、青灯、苦影，与之相伴的唯有心灵的寂寞孤独。但他不甘于就此碌碌一生，他发愤学书，在书写过程中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目标和快乐。生活际遇的“西风凋碧树”，没有阻挡他“独上高楼”的雄心和苦苦求索“望断天涯路”的壮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刘运峰先生在《写天写地写平生》一文中对孙伯翔先生的学书经历做了翔实的描述：“他在专心学习书法的时候，依然是按照童年时老师教给的方法，一遍一遍地临摹唐朝的楷书，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作品，他都反复地揣摩，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造型基础，但并没有取得突破。”[1]40岁以前，他的书法没有离开唐楷，30余年的刻苦经历为他以后的书法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孙伯翔先生在将近40岁的时候，有幸得遇王学仲先生，王学仲先生建议其学习魏碑。这一建议开启了他书法人生的极为重要的一扇大门。千寻百觅，“蓦然回首”，自此，孙伯翔先生与魏碑结缘。他自己也谦虚地说，早年学书只是为了消磨时光，逃避孤寂。但如果甘心平庸，只是把笔墨当作消遣，那就不是孙伯翔。其实他内心深处应该是有一份渴望的，渴望做出一番事业，渴望人生的光辉灿烂。那时候没有各类书法比赛，那时候不会想到成名成家，一句“消磨时光”，也许是孙伯翔先生对无奈人生的调侃。所以，正是有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才激发了他苦苦探索、积极进取的斗志，也正是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才一步步成就了自己的书法人生。因此，当他人近不惑之年，在唐楷中找不到突破之路的时候，他才会左冲右突，努力去寻找一条更加宽广的艺术发展道路。

拥有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是一个人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孙伯翔先生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柱。在孙伯翔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孙伯翔先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清代杨守敬在《书学迩言》绪论中谈到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2]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并且把这三条当作成为一个优秀书法家的标准，对此我不敢苟同。天分固然重要，但可以以良好的后天领悟能力去弥补，多见与多写是一个书家之所以能成为书家的基础。具备了这三条标准，只能说他会成为一个书家，不一定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巨匠。我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要想取得卓著成绩，坚忍不拔的毅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孙伯翔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近40岁始改研究魏碑，48岁成名，然后是壮年的大胆变法，孙伯翔先生一路走来，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到其中的甘苦。他是大器晚成的最好诠释，是中国当代书法史的一个奇迹。在孙伯翔先生眼里，书法是纯粹的，所以不计名利，所以忘记了年龄，40岁、50岁、60岁依然大胆变法，依然依靠自己的坚韧与顽强书写艺术人生。在技法、学识、经验之外，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认真领悟和学习的，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永恒动力。

秉持着积极探索和大胆的创新精神，他在如宝藏般丰富的碑学和帖学资源中孜孜以求，不断地深入挖掘、探索。古稀之年，逐渐形成了自己气象恢宏、刚柔相济、会通碑帖、境界清凉的艺术新貌，成为一代大师、魏碑集大成者，也在当代书坛树立了一座丰碑，成为书法艺术时代发展的领跑者，引领并成功地推动了当代魏碑40余年的发展。

当代书坛给予了孙伯翔先生极高的评价。记得若干年前，我的老师——天津文联理论研究室原主任王全聚先生送我一本由天津市文联理论室和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编印的《孙伯翔论》。此书编印于2005年，王全聚先生的文章标题即为《碑学巨擘孙伯翔》，而此文是王全聚先生在1995年《孙伯翔书法集》正式出版之际的评论，1996年发表在《新作家》杂志。王全聚先生是第一个提出并较早确立孙伯翔先生碑学巨擘地位的学者。刘正成先生在《孙伯翔书法集》序言中坦言：“西泠印社90周年活动中，见到赵之谦临《始平公》大声叹息：‘这张赵之谦《始平公》肯定不如孙伯翔的《始平公》！’我看孙伯翔的《始平公》，不仅是原作，而是亲眼见他书写……那管柔毫，在孙伯翔手中如同一把利刃，一砍一斫所刻画出来的点画，真真是‘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曾农髯、李梅庵，更在赵之谦等而下之矣。”[3]在孙伯翔书法学术研讨会上，蔡祥麟先生说：“北碑巨匠，一代大家——孙伯翔，我认为当之无愧。”[4]姜寿田先生在《北碑巨匠——孙伯翔论》中肯定地回答：“作为北碑大家，孙伯翔无疑已走入书史，他在碑学上的创造性价值将影响到可以预期的未来。”[5]王光胜先生在《孙伯翔大师对碑学的四大贡献》一文中讲到孙伯翔先生的四大贡献：“一是成功抢救了魏碑遗产。二是对魏碑书法艺术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个性化的孙氏魏碑。三是他的魏碑书法艺术影响着中国书坛一代新人。四是他主张‘学书法，先修性’的学说。”[6]

从这些当代权威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孙伯翔先生碑学书法艺术的高度，以及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三、书学价值：不断求新求变的书学理念

求新求变，永不满足，贯穿了孙伯翔先生的整个书法人生。从唐楷到魏碑，是其第一变。这次书写的变革在他的个人书法历史上毫无争议，但在40岁的时候毅然舍弃旧我追求艺术的全新境界，没有一定的胆识和魄力也是很难做到的。40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40岁应该是一个人在任何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甚至是功成名就的时刻，此时的孙伯翔先生敢于断然转身，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胆魄？而这一次变革实际只是他书法人生多次大胆变革的开始。将近知天命之年，因《文天祥正气歌》一举成名，如果按照常理，以这样的魏碑体满可以一路写下来，顺理成章，稳稳当当吃着还算丰裕的书法这碗饭。但如果那样就不是孙伯翔先生，也就不会成就今天的碑学巨擘。在很多人把他的《文天祥正气歌》当作范本临摹学习的时候，他却冒着自毁长城的风险，尝试着寻找魏碑全新的突破。

求新求变、大胆突破，从有法到无法，再有法，再无法；从有我到无我，再有我，再无我。一次次循环，一次次变革，一次次突破，形成了其书法生活的主调子，也成为他攀登书法高峰的一块块坚实的基石。在人们理解、欣赏这个时期的变化的时候，下一次变革又悄然而至，令人目不暇给。他在不断变化中完善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对于书法的学习、研究与创作，孙伯翔先生站在宏阔的书法史的角度，不断探索，亦形成和完善了自己以笔墨实践为根基的书学理念，不浮夸，接地气，讲实用。他谈到临帖时说：“要毕肖地追求‘形似’。在临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在临摹实践中，很容易出现板滞、浮薄的现象，开始写方笔魏碑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正常的，但不可停留在板、薄的水平上。形态易写，质感难求，要注意体会，并力求把魏碑的方峻、浑厚、力度、飞动的精神面貌写出来。”[7]在谈到拙与巧时，他说：“宁拙勿巧。魏碑字是一种出自古意，雄强多姿的书体，拙中见美。它恰似嶙峋山石，也好像苍松翠柏，以朴拙自然为尚。”[8]他讲到寻源：“学任何书体都要求源，北朝的碑版刻石是学习魏碑字的本源。自清中晚期以来，由魏碑而变化出新的书家不胜枚举，如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等，他们的传世作品可供后人来学习。但是，写魏碑直取清人的成果，不追北朝，这不是上乘的主见。我们不能舍弃魏碑的源而截取清人的流。”[9]他对《始平公造像记》非常推崇：“以《始平公》为代表的《龙门二十品》，最大的成就是创新精神。《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隶法尚多，而《始平公》则破隶体以成楷形，端庄严正，正而多变。如果说，《张猛龙碑》是正体变态之宗，《始平公》则是魏碑方笔正体之源。《始平公》博大雄强，是内涵与灵秀的组合。严正之中多变化。方峻之中多飘逸，缜密之中见空间，细腻之中有雄气。”[10]等等。还有他用很多浅显易懂的极生活化的语言对书法学习的理解和认识，没有丝毫纸上谈兵的违和感，都是毕生笔墨追求的真实的内心感悟。

孙伯翔 《学书感悟》 38cm×38cm 2022年

四、精神观照：时代精神与个人精神叠加下的艺术精神外化

我们关注孙伯翔先生的书法艺术，在技法与笔墨之外，更应该关注他丰富的精神内涵，并且这种精神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成渐变递升的。

一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笔墨当随时代”，孙伯翔先生之所以成为书坛翘楚，其书法艺术的时代性和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发端，新思潮和新的发展观念的引入，逐渐取代了多年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思想意识和思维模式，改革开放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方方面面需要创新、需要突破。在书法领域，传统书学思想和审美取向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广大书家也渴望创新，努力开拓笔墨的时代性。成名作品《文天祥正气歌》的出现，振聋发聩，时代需要这样的创新，所以孙伯翔先生一举成名就成为中国当代书法艺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在随后的艺术追求中，孙伯翔先生并不满足现状，以自己数十年的笔墨积累和深厚的功力、学养为根基，大胆突破，数度变法，紧跟时代脉搏，在不经意间，与时代精神和思想意识形态高度契合。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在这期间，其他领域，包括书法界也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摸索前行。经济社会的大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书法艺术40余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而孙伯翔先生书法的时代性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孙伯翔先生从40岁以后致力于魏碑研究，50余年不离不弃，始终扎根魏碑这块高地，以魏碑为根基，开放包容，不断汲取历代经典的营养，融会贯通。其在笔法上的创造性、在碑帖结合的借鉴与研究上，以自己不同于旁人而又极力遵循艺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理解，努力完善着自己的笔墨意象和书学思想，最终站在时代的高点；以个人风貌突出，同时发展道路又极为宽博的碑学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伯翔先生40余年的书法艺术发展之路，与时代合拍，是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印记和最直接的艺术表现。

二是个人精神性情的高度凝聚。孙伯翔先生的个人精神和性情在其书法作品中的表现很突出，而每个年龄段又有每个年龄段的精神诉求。书法表象始终围绕魏碑这一主线发展，万变不离其宗。但其精神层面的追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精神追求的阶段性变化也非常明显，是随着年龄、阅历、学养、认识的增长，再加上整个书坛的发展导向和外部大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在不断变化的。

孙伯翔先生40岁以前的唐楷作品很难见到，但可以想象得到，积30年的书写功力，其当时的书写一定是中规中矩，或厚重或秀美，整饬规矩。我们从孙伯翔先生早期的实临《始平公造像记》也可以隐约看到规矩方整的传统审美思维模式的影响。在这一阶段的书写中，个人精神性情的诉求还不是很强烈，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孙氏魏碑”的发轫阶段。其实孙伯翔的书学之路准确地说是从70年代开始，在别人还沉浸在“颜柳欧赵”的时候，他一头扎进浩瀚的魏碑，数年研习终有所获，一改前人面目，《文天祥正气歌》是其数年研究的具体表现。整体气势如虹，用笔、结字变化较大，对传统书写大胆变革，形成了较强的视觉冲击，强烈的书写张力，开放多姿的形态，增添了积极向上、活泼灵动的新鲜气息，在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书坛激起层层波浪，这也是随后几年大家纷纷跟风学习的主要原因。积极向上、大胆变革、努力追求变化的个人精神特点在笔墨间得到了活灵活现的展示，其80年代前后的作品，更多是这种精神的外露。

20世纪90年代是其书法的盘桓阶段、深度探索阶段和突围阶段，别人还在努力摆脱传统的束缚，尝试形成自家面目，而孙伯翔先生却在很多人纷纷效仿其“变体”的时候，对自己的创新已经不再满足，正在寻求突破个人藩篱。这一段表现出的是他的积极探索的精神、勇于破旧立新的精神和进取精神。左冲右突，有过彷徨，有过苦恼，有过失败，面对外界的不理解和一片批评之声，他的积极探求精神是否有所动摇无从所知，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他认识到，不断出新是保持书法艺术之树长青的唯一出路；他认识到，中国书法资源、体式博大精深，特别是灿若星辰、浩如烟海的魏碑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宽阔平台。他感觉到了创新的路子很宽，他一直在努力追寻自己的书法之路。这一时期的作品书写张力更加突出，墨色变化更加明显，结体变化更加夸张，雄强恣肆，大刀阔斧。特别是在迷茫过后的90年代后期，书写与变革的自信心更加坚定，魏碑的金石韵味十足，由稚拙而朴茂而厚重雄强，笔墨落处掷地有声，呛啷啷如京昆开场的锣鼓，果敢脆生，每一幅作品仿佛就是他心灵的倾诉和感情的宣泄。这一阶段的书写表象主要是精神的外拓，是个人性情的强烈释放，逐步形成了自己追求正大气象的书学理念。每每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收获，那种得意与兴奋在字里行间表现得特别突出。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用笔变化更加丰富自然，笔墨更加果敢劲爽、方圆并用，章法布局、墨色变化、大小错落特色鲜明，新颖别致，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艺术高度，也用全新的笔墨表现形式不断凝聚书坛的注意力，引领着魏碑发展的潮流，此时孙伯翔先生一直追求的正大气象在作品中也越来越强烈。至90年代后期，这种“孙氏魏碑”的风格基本形成。

2000年以后应该是“孙氏魏碑”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是孙伯翔先生的书法艺术进入一种全新的精神追求领域的阶段。从作品表面看，那种外张、拓延的雄强张力逐渐内敛，在保持固有书写风格的同时，笔墨已经成为形式退居其次，笔墨的表现和书写中精神的享受已经成为孙伯翔先生创作的主体。在经历若干年的探索、尝试、创新的激情澎湃之后，淡定、从容，阅尽千帆后的宁静自然占据了主导，也正如他自己说的归于“清凉之境”。从笔墨表象来看，线条更加苍润、劲爽、高古，用笔简约而变化丰富得体，方笔圆笔信手调和自然天趣，碑帖有机融合会通古今，而从精神层面看，人书合一，与天地合、与万物合，笔墨变成了纯粹的符号，那种气象、精神在书写中悄然涌动，取代了笔墨表象，涤荡着、感染着每一名欣赏者的心性和灵魂，气韵、神采、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书法本体之外。正如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讲的：“书家以其全部生命的全副生活皆溶冶于书法之中，因之托赖于他所专精的书法，建立了他的不朽生命。”[11]孙伯翔先生以其一生的孜孜不倦，以生命的书写，实现了自己对人生和精神的彻悟与升华，神游万仞，自得清凉，这应该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人书俱老、浮华褪尽的自然感应，也是我们很难学来的。

所以，我对孙伯翔先生始终怀着一份崇敬，不是因为他满身耀眼的光环，而是因为他对书法的那份执着，因为他万般努力后彻悟的那份情怀和精神。

五、结语：一代宗师，精神永煦

我们不用质疑，孙伯翔先生无愧一代宗师，中国文联造型艺术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他引领和成就了当代书法艺术碑学发展40余年，他的高度就是当代书法碑学发展的高度；他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可以比肩清代中晚期的邓石如、赵之谦；他对于书法艺术的个人认知，很多时候虽然不故作高深，甚至用很浅显的道理轻松阐释，但很接地气、很实用，也一针见血。如他对“勤奋”和“酷爱”的认知，如他对“由薄写到厚，由死写到活的”阐释，观点鲜明而独到。没有高深的学术术语的造作和堆砌，都是自己一生的笔墨追求的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先生虽远行，精神将永煦。孙伯翔先生于当代碑学的开创性功绩，也必将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光辉灿烂而非常厚重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1]刘运峰.写天写地写平生[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78.

[2]杨守敬.学书迩言[M]//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12.

[3]刘正成.孙伯翔书法集:序言[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74.

[4]蔡祥麟.在孙伯翔书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18.

[5]姜寿田.北碑巨匠:孙伯翔论[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04.

[6]王光胜.孙伯翔大师对碑学的四大贡献[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92.

[7][8][9][10]孙伯翔.孙伯翔书论摘要[M]//车永仁.论孙伯翔书法艺术.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5-39.

[11]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M]//季伏昆.中国书法辑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338.

作者简介：王炳学，男，河北南皮人，别署墨雨轩主，50岁后以得山楼主行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楹联学会副会长，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南开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沙孟海书学院研究员。曾供职于中国书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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